4月28日晚，建设银行公布了今年一季度的业绩报告。数据显示，建行延续了去年以来稳健的风格，贷款规模增速保持同业较低的水平。不过，建行以此创造了34.19%的净利润同比增长，在大行中仅次于去年上市的农业银行。次日上午，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就目前的经济、金融形势以及未来建行的发展与策略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加快金融改革步伐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一些专家学者认为，中国的很多问题与金融抑制有诸多关联，您认为目前深化金融改革的时机是否成熟？

郭树清：现在金融业既面临挑战，也面临非常有利的条件。金融业完全可以加快发展、深化改革，特别是在股票、债券、商品期货市场等直接融资领域。在推进人民币可兑换，特别是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在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在参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重点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方面都可以大有作为。

事实上，利率市场化比我们想象的快得多，因为它不是简单地表现为存贷款利率发生变化，而是存贷款的替代物增加，其他投资渠道、产品多了。比如信托、理财、保险，比重越来越高，这些产品的价格都是浮动的。其他国家的市场化也是这么来的，并不表现为存贷款利率一下子有很大变化，而是表现为存款和贷款在筹资中的比重下降。

在上海、香港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现在也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商品使用国和进口国，但是我们的期货市场还小得很，在全球占比只有10%左右，这是不相称的。我们也问过国外一些大宗商品的生产商、供应商、中间商、交易商，他们认为，在中国开放大宗商品期货交易，包括石油交易是完全可行的，他们也都愿意来参与，这些方面可能需要我们抓紧做好一些基础工作。

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包括外国机构企业在中国发债、发股，也完全可以加快步伐。过去我们担心资金不足，怕他们抽水，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剩余，而且都压在央行的储备上，这个问题的负面影响已经非常严重。现在是很好的机会，加快完善金融市场体系，这对于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益，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一步实现经济平衡都有好处。对银行的业务转型，取得更多的商业机会，找到新的发展途径也是很好的契机，这方面确实可以大有作为。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企业开始向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融资。过去，建行的大客户的比重是比较高的，面对这种趋势，建行的发展策略是否有所调整？

郭树清：近年来，我们已在深入推进业务结构调整。去年末，我们已有222家信贷工厂，小企业新增贷款1896亿元，同比多增1485亿元，贷款余额达到6799亿元，占全部企业贷款的20.4 %。据银监会通报，高于大型银行的平均水平6.5个百分点。我们还和阿里巴巴合作开发了面向小企业的网络贷款，不用抵押，不用传统的办法，效果很好。不仅满足了小企业需要，支持了地方发展，而且，这些小企业贷款的综合收益要比大企业贷款的平均收益高30%左右。我们有兴趣，也有意愿继续做好小企业贷款。个人贷款也是我们增长的重点，去年新增个贷占到了全部新增贷款的1/3，这其中也包括给很多微型企业的经营性贷款。

第二，我们在服务“三农”方面取得巨大成效。去年，我们的涉农贷款增幅、增量都在同业中名列前茅，贷款余额达8000多亿，同比增长39%，在大银行中首屈一指。农业、农村潜力无限，目前在农村地区居住的人口有7亿多，如果放在国际上，这可能是好几个大国的人口总和。而且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发展速度很快，商业机会很多。我们高度重视县域经济、乡镇经济，从地域上也包括过去认为是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我们认为，执行国家的信贷政策和实现银行新的战略转移是一致的。当然，我们也会继续做好大中城市金融的服务，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会加大向农村地区投资的力度，增加更多的网点和资源。比如说向县、乡普及电子银行、ATM机等，多个渠道一起推进。

第三，随着大企业直接融资比重的提高，我们也很愿意为企业提供投行服务。投行业务是建行业务转型的重点之一。目前，投行业务收入占手续费收入比重近20%。

三联生活周刊：在加快金融改革的过程中，您是如何看待一些金融创新的产品，比如资产证券化。很多银行界人士呼吁放开资产证券化，给予银行新的补充资本的渠道。

 郭树清：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对一些金融创新产品有了新的认识。比如资产证券化，监管层就认为，通过这种方式风险并未完全转移，包括表外业务也是有风险的。其实，现在一些媒体的报道正在形成误区，就是认为银行利息收入高就是不好的。实际上，我们不能用利息收入的高低来衡量银行的好坏。世界上一些大银行的非息收入比重也是差别很大的，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许多银行的非息收入比重明显下降了。

即使是非息收入，也有很多是利息收入转化而来的。国外很多银行的非息收入都是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取得的，不论多么复杂的结构性产品，基础还是利息收入。还有一个例子，信用卡的收入，很大部分实际就是利息，但是表现为手续费。片面强调非息收入有可能助长银行弄虚作假，鼓励银行把产品复杂化，反而掩盖了真实风险和真实成本。但是有些中间业务收入是实实在在的非息收入，比如在期货、证券市场的代客交易收入，比如工程咨询类、造价咨询类、设计类的服务费等。这些方面，我们和国际先进银行还有很大差距，是要加快发展的。

通胀是业绩超预期的一个原因

三联生活周刊：从一季度业绩来看，银行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不少银行的业绩增长超出了市场的预期，您认为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郭树清：一季度银行业的业绩增幅较大，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国民经济仍在较高速度上运行，固定资产投资也增长了25%。经济规模扩大，银行的净收入规模也会扩大，这是最主要原因。二是银行业改革以来，劳动生产率提高非常明显。以建行为例，大部分指标都是五年翻一番、翻两番，中间业务收入5年增长了七八倍。点均、人均的利润、存款都增长很快，而且这种势头还在继续保持。三是物价和资产价格上涨，也反映在银行的收入里头。

三联生活周刊：您认为银行业未来能否保持这样高的利润增速？

郭树清：从长期看，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肯定没有那么快，银行生产率提高也不是无限的，而且如果没有通胀，银行业像目前这样27%-28%甚至30%以上的增速是很难维持的。不过银行维持比国民经济增速高一些的利润增长速度还是可能的。目前投资大银行股票的平均回报率在10%左右，即使按现金分红计算的股息收益率也接近4%，应当说也还是非常正常、非常有吸引力的。

三联生活周刊：一季度，建行的NIM(净利息收益率)环比继续上升，但有分析人士认为，二季度可能是NIM上升的拐点，而且这一轮的NIM也不可能达到2008年的高度，您对此有何评价？建行的息差水平年内能否继续保持上升？

郭树清：NIM（净利息收益率）的变化实际上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一，后续利率政策调整的节奏、幅度和方向。一般认为非对称加息对银行的息差有负面影响。但是从前两次非对称加息来看，对我们影响相对有限。其二，资产负债结构对息差也有不同影响。比如说做小企业贷款、涉农贷款，可以提高利息收益率，长期、短期贷款的比重不同对此也有影响。其三，市场资金情况。如果市场资金比较紧张，银行的议价能力就会提升。对于我们而言，如果后面没有太多新的、较大的政策动作，NIM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趋势。

三联生活周刊：有报道指出，建行正在筹划收购马来西亚EONcapital的股权。今年，建行在海外并购方面有何具体计划？在自设分支机构和并购两种海外发展模式中，建行倾向与于哪种模式？

郭树清：海外业务是个重要领域，我们一直在积极推进，但我们始终认为建行还是一家立足国内的银行。这基于两个原因，一是现在国内的银行业还不饱和，金融服务还存在缺口，增长潜力巨大，我们不可能舍近求远;另一方面，在海外发展业务需要相应的管理能力，在人才、经验、知识等方面我们还有一个逐步培育的过程。基于这些考虑，我们对海外业务的推进采取的是稳步发展的策略。每年我们都有新的分行开业。去年，我们设立了胡志明分行、悉尼分行、莫斯科代表处，并积极筹划在南美、中东、东南亚等地区设立机构。

采用并购还是自然增长的方式，主要是和我们的业务发展战略以及当地监管政策和市场潜力有关，看是自设分支机构容易些，还是并购容易些，有些国家对设置机构或者并购有着不同的限制。在一些成熟市场，金融服务过多，我们就不会选择做很多零售业务。我们在新兴市场国家可能会更积极一点，因为潜力更大。但是在发达国家也有一些例外，比如像伦敦、纽约这些城市，这些地方的外汇、期货、股票、债券市场都是全球性的，如果提供相关服务，那么需求也很大，这不同于一般的发达国家。总之我们的想法是既积极又稳妥，没有那么雄心勃勃。

积极探索保障房建设的有效模式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保障房建设筹资是社会讨论的热点之一。去年底，建行北京分行和北京市政府签署了200亿元的授信，支持北京的保障性住房建设，成为北京地区首家与政府就此签订合作协议的银行。这是否意味着，建行在支持保障房建设上已经探索出了比较好的模式，特别是在公租房、廉租房方面？

郭树清：建行在支持保障房建设上具有传统优势，在为经济适用房、两限房、棚户区改造等项目提供金融服务方面，都有比较成熟的经验。我们的体会是政府责任明确，财政支持政策确定，居民一般采用自住、自购这种形式的保障房，风险可控，资金回流比较顺畅。

廉租房、公租房的情况有点不同。廉租房主要面向低收入家庭，其资金来源以及后续的管理，基本要靠政府支持，因为靠本身租金周转无法覆盖成本。现在社会讨论的难点，主要是指公租房，我们也主动做了大量的调研，包括对香港、新加坡以及欧洲一些国家的公租房的研究。其难点在于管理，如何动态确定居住者的收入水平，如何制定进入和退出标准，如何回收租金，如何补足差额。总之，如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言，要抓紧建立“使用、运营、退出等管理制度”，银行和其他社会资本参与公租房建设，也有一个正常退出的渠道和机制问题。

不过，现在已有一些探索比较成功。比如有的分行签的公租房项目，选址较好，土地由政府无偿划拨，上面是住宅，下面是商业，那么商铺出售或出租的资金基本可以覆盖大部分成本；还有一些项目，财政明确一定期限内如果资金回收不能弥补银行本息，那么政府将给予补偿；也有些地方政府会另外拿出土地作为抵押，如果公租房出了风险，那么以这些土地补偿。管理方面不少城市都设立专门的保障房机构，有的还成立了专门的投资建设公司，负责筹资和偿还。有的城市还把筛选住户的责任落实到街道、居委会，制定了公示和举报查验办法。

参考国际上的经验，我认为应当鼓励一些机构和企业自建自管一定数量的公租房。例如大学、医院和科研院所可以为访问学者、博士后提供中小型公寓，收取成本租金；工业园区或高新技术园区可以为一部分科技人员和专业技术工人提供周转性住房；驻防部队可以为流动性较强的随军家属提供有补贴的住房；远离城镇的新建独立工矿企业以及实施跨地区干部交流的金融机构，都应当允许和鼓励其自建自管一部分员工宿舍，但必须收取合理的租金，租金太低，住户就会抵制流动。总之，公租房不能回到过去计划经济下的福利房，那样势必会走入死胡同，没有可持续性。要害之处在于，分配一定要限制在特定人群，租金一定要维持在成本上下的水平，管理必须有专责机构，亏空必须有补贴来源。

实行保障性住房制度，并不意味着否定当年的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更不意味着要取消房地产市场。未来多数居民仍然要靠市场来解决住房问题，只有低中收入和低收入群体才能享受保障性住房。但是保障性住房建设多了，也会影响普通商品房的供求和价格，如城镇化能更均衡一些，那么市场房价就会逐渐回归正常。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才有可能使保障性住房成为一项可持续发展的公益事业。因此，各类保障房要形成阶梯式体系，最底一层是廉租房，最上一层就是接近普通商品房的经济适用房，这样才能与市场接轨。目前还有些项目规模比较大，现金流不能覆盖本息的，我们就要继续研究出财务上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哪怕少盈利甚至不盈利也可以，但是我们要确保安全退出。总之，保障房制度最关键的是政策必须到位，管理必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