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过去30年里采取的各项战略举措与我国自身条件以及所处发展阶段是相称的，使经济经历了高速发展。2013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6560美元，已经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按照国际经验，当一国经济发展至该阶段时，可能会面临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世界银行曾在其发布的报告中指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面对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一些国家始终挣扎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之中，不能提升价值链和开拓以知识创新产品与服务为主的高成长市场”。我国当前情况与世行报告中的描述有相似之处：一方面，“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提高弱化了我国在低端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由于在科教以及企业研发上的投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我们要想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上获得全面的优势和国际竞争力，还尚有很长的路要走。另外，经济系统中的各项矛盾也日益突出，例如政府与市场的矛盾、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的矛盾、经济增长与资源限制的矛盾等。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很多，“二战”后的案例主要有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国家、东南亚各国以及南非、叙利亚等。这些国家很早就跨过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随后长期陷入其中，绝大多数至今还未能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而成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则相对较少，国际上公认的也就是日本、韩国等国以及新加坡、我国台湾、香港、澳门等少数几个单一城市经济为主体的国家和地区。它们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保持了快速发展，并很快晋升为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用时多在15-20年间)。

当前面对“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我国有能力、有条件成功跨越，但应着重避免两大误区。

有一种观点认为，对GDP增速目标的盲目追求是导致中国当前经济问题的主要原因，只要能保证一定的就业水平，经济增速即使下滑到5%甚至3%都是可以接受的。近几年，在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及政府的主动干预下，我国GDP年度增速已经由高峰时的14.2%(2007年)一路下滑至7.7%(2013年)。从国际上的经验教训看，这种趋势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利事，经济增长不能过早失速。

日本大约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进入中等收入阶段，1970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940美元(按照相关测算[1]，当年的1940美元大约相当于2010年的10760美元)，基本上具备了高收入国家的条件，而正式晋升高收入国家则大约在1972、1973年前后。在这期间，GDP增速年均为9.7%，其中1955-1960年年均8.5%、1961-1965年年均9.8%、1966-1970年年均11.5%，1971、1972、1973年分别为4.7%、8.4%、8.0%。在整个跨越中等收入的过程中，GDP增速呈现两大特征：第一，速度很快，尤其相对于我国当前7-8%的速度，要高一些；第二，速度并未见大幅降低，直至1970年(此时已经非常接近跨入高收入阶段)都呈现出高增长态势，最后两三年虽有所降低，但1972、1973年依然高于8%(见图1)。真正意义上的GDP减速并没有发生在中等收入阶段，而是发生于成功晋升高收入国家后，1974-1980年日本GDP年均增速降至3.4%。

图1：日本历年GDP同比增速(单位：%)

图2：韩国历年GDP同比增速(单位：%)

韩国也是同样的情况。它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进入中等收入阶段，而后于1990年人均GDP增长至5770美元(按照相关测算[2]，当年的5770美元大约相当于2010年的10501美元)，也基本上具备了高收入国家的条件，而正式晋升高收入国家则大约在90年代中期。在这近20年时间里，韩国GDP增速年均达到8.6%(剔除1980年，该年度韩国发生光州事件)。甚至在进入高收入阶段后还继续维持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1998年金融危机除外)，直到2003年后增速才出现显著降低(见图2)。

图3：巴西历年GDP同比增速(单位：%)

图4：阿根廷历年GDP同比增速(单位：%)

拉美、东南亚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则明显不同，它们的经济增长过早地出现“刹车”。泰国于1988年前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当年GDP增速甚至高达13.29%。但好景不长，该数据1991年便大幅降至8.56%，1996年更是降至5.7%，随后伴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经济一蹶不振。巴西在1968-1974年维持了年均11%的高速增长后，1975年前后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但随后在1981年GDP出现负增长，此后经济增速再未出现“高光时刻”(只在1985年、1986年短暂出现过7.95%和7.99%的“较好行情”)，1981-2000年GDP年均增速仅有2.1%。除了速度较低外，巴西经济还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见图3)。另一个南美大国阿根廷经济波动性则更大，1970-2002年期间，经济增速高的时候能达到12.67%(1991年)，低的时候甚至负增长10.89%(2002年)，直到2003年后才走上正轨(见图4)。增速波动对经济正常运行损害较大，增长无法获得持续性，导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

从国际经验看，经济增速的快速下滑或大幅波动会破坏市场信心，造成悲观预期，投资、消费趋于保守，失业问题、财政问题、社会问题可能接踵而至，改革空间被大大挤压，形成经济发展“陷阱”。保持一定的平稳的经济增速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保障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即使从数据上直观地分析，也是如此。我国于1997年前后告别低收入来到中等收入阶段，2013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6560美元。即使维持人口规模不变，世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12616美元)也不变，在未来年均7%增速下晋级高收入国家也还需要10年时间，8%增速下需要9年。从国际经验来看，以这样的时间长度晋级高收入国家是合理的，而如果速度再下滑，则可能出现较大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除了保持一定增速之外，在这一过程中，须特别重视正确处理速度与质量间的关系，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逐步向集约型转变。我国过去三十多年来出现一定程度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脱节，生产要素价格被刻意压低，企业主动投入资源用于技术研发、改进和创新的动力不足，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数量、扩大生产规模来实现粗放增长，最能代表产业竞争力的技术水平、产品质量等指标尚未建立起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前苏联的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配合强大的政府计划能力容易形成快速投入和产出，从而大幅提高经济增速，有利于经济起步阶段的早期积累。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这种方式面临技术、资源、环境等一系列制约因素，不可持续。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陆佑楣介绍，2012年我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国的3.3倍、日本的7倍，并高于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同时，创新能力不足，技术水平较低，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减弱；土地资源被大量浪费于低端产业，粮食安全保障难度加大；水资源污染严重，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下一步我国经济转型的目标应当是构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提升经济发展质量。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依靠优化生产要素组合，通过技术进步、提升劳动者素质、提高资本、资源、设备的利用率来实现经济增长。其实质是降低单位消耗，提高产出增加值。在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过渡十分关键。在这方面，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深思。战后日本依靠“有计划的的资本主义体制”，实现了高速增长。但到70年代初，这种体制下的经济增长方式越来越表现出高耗能、低产出、低附加值的粗放型特点，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1974年石油危机使日本经济出现负增长，而也正是这次危机促使日本经济转型，企业开始认识到节约、控制成本、提升效率的重要性。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的十年间(1975-1984年)，日本成功完成了节能减排的技术创新和劳动、资本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型，石油使用量减少了19.8%，而GDP却增长了43.1%。

为实现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提升增长质量，还须扭转各级政府片面追求GDP的做法，可以在各级地方政府经济发展考评体系中纳入环境影响、创新性、投资效率等经济质量因素。

很多人将当前经济问题归咎于出口、投资、消费结构失衡，认为我国应当着力降低投资比例，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并提高消费。从长期来看，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我们确实存在上述问题。但是在当前情况下，也不应操之过急，须正确把握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处理好三者间的关系，切莫陷入简单再平衡的误区。

首先，出口所扮演的经济增长角色不应被弱化。一直以来，我国出口占GDP比重较高，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一度高达39%。虽然最近几年有所下降，但到2013年其占比仍然有25%左右。而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则大多在10-15%的水平。一些学者据此认为，我国经济结构中出口比重过大，对出口的依赖增加了经济增长中的不确定性，从而应当降低净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但是，从国际上的经验教训来看，上述说法不一定成立，尤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出口所扮演的角色不应被弱化。

韩国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进入中等收入阶段，90年代中期晋升高收入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出口在GDP中的占比大多数时间内维持在30%以上，并保持上升态势，直到90年代初接近跨入高收入阶段后才有所下降。实际上，该占比在1997年后又重新开始大幅上升，到2012年竟高达56.5%，远远高于我国当前水平(见图5)。在这一过程中，韩国经济也获得了飞速发展，2012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24640美元，实现了进入高收入阶段后的进一步增长。而巴西自70年代中期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来，出口在GDP中的比重始终没超过15%，与美、日发达国家非常相似，然而巴西却并没有因为“看起来合理”的出口占比成为高收入国家。阿根廷的情况也大体类似。

图5：韩国历年出口在GDP中占比(单位：%)

更深层次去分析，相对于调整净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调整出口结构则更加重要。早期的韩国、日本以及拉美、东南亚国家都曾经历出口产品附加值较低的阶段，但是它们的差异在于接下来是否进行了出口结构的升级。1975年，韩国出口中轻工业、重化工业和初级产品的比例为60:25:15，但是到了80年代，这一比例调整至40:55:5。主要出口产品从劳动密集型和轻工业产品，转变为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例如半导体、计算机、电子产品、船舶、钢铁和汽车等(见表1)。日本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而拉美、东南亚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则都未能实现出口结构的转换升级。比如马来西亚，它到80年代后期还依然以初级产品的出口为支柱。随着初级产品价格波动，其出口遭受巨大滑坡。

出口结构调整的本质是产业升级。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在中等收入阶段都成功实现了“轻工业(劳动密集型)->重化工业(资本密集型)->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升级过程。日本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提出“发展创造性的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构想，主动改变上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石化、钢铁等重工业主导的产业结构，大力扶植以电子业为主导的加工产业，通过微电子技术的突破带动了传统机械制造业的升级。到上世纪70年代末，日本已形成数控机床、计算机耗材、家电制造、医疗器械等新兴产业为主导的新型产业结构。而韩国在80年代后也紧紧抓住市场需求的变化，主动调整产业政策，大力扶持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等新兴行业，确定了一批骨干企业、企业集团和重点产业。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韩国形成了以技术密集型为主导的产业结构。

我国当前出口商品中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仍然占据较大比例，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近年有所增长，但过度依赖于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外技术。我们应当做的是大力推进产业升级，提升高科技产品等附加值较高商品的份额，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投资仍然具有战略地位，不能盲目“去投资化”。自1978年开始，投资在我国GDP增长中的贡献基本保持在35%以上，近几年更是达到了48%。与高收入国家相比，我们当前经济增长中投资拉动的比重是比较高的，从长期看，降低我国经济对投资的过度依赖无疑是必要的。但是，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现阶段投资控制不宜过快过猛，应避免盲目“去投资化”。

内需动力由投资向消费转变是个长期过程。消费增长是个“慢变量”，短期内刻意压低投资增速来实现所谓的消费占比提高，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失速。更重要的是，我国人口现状、城乡差别、以及所处工业化与城镇化阶段，决定了当前需要维持一定的投资，其强度和比重不能简单比照发达国家。我们要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来审视投资的地位和比重，不能为了简单地平衡数字而放弃必要的投资。

相对于降低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则更为重要。过去，我们有些投资偏离实际需求、不注重效率，存在重复、浪费的问题。有些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虑，简单地为了GDP而投资，投资规模上去了，地方GDP数据美化了，却没有实际的经济发展效果，还造成了巨大的浪费；有些地方超出实际需求建设高速公路，结果对当地经济发展拉动极其有限，而代价却是占用了大量资金和土地等资源；有些地方把本该投资于农村小学和扶贫的资金挪用到浮夸的形象工程中，在贫困地区建起豪华的办公楼和别墅，在缺水城市建设大型喷泉景观工程。这样的投资结构对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害的，需要加大力度调整。

第三，更加重视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与作用，但不能简单观察比例数据，当前应主要关注消费结构。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约为50%左右，对整个经济的贡献度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2012年，美国的消费占比为83.5%，韩国和日本分别为70%和80%。与相同历史时期的日、韩相比，我们的消费水平也是偏低的。日本60年代消费在GDP中占比平均为67%，韩国在1975年至1995年的消费占比均值为69%。诚然，按照日、韩的经验，我们确实需要扩大消费，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动力。但提高消费占比并不能确保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地区国家的消费占比普遍在60%以上，与高收入国家在同一个区间。阿根廷的消费占比平均为77%，巴西的消费占比均值更是高达80%(见图5)，但它们却并没有快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短期内完成经济增长模式由投资驱动转换成消费驱动，还缺乏必要的条件。一方面，我国当前基尼系数处于较高水平(2013年为0.47)，即使与日、韩同时期相比也比较高(日本上世纪60年代末为0.33左右，韩国上世纪80年代末为0.35左右)，收入分配不均制约了社会整体消费能力。特别是一次分配制度不合理，劳动性回报与资本性回报相比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导致广大工薪阶层收入偏低。另一方面，发展消费还需要有完善的社会保障、成熟的消费环境、健康的消费心态等等，这些都是当下所不具备的，需要逐步改善。因此，提高消费是一项渐进战略，操之过急反而会对经济造成更大损害。

图7：巴西、阿根廷历年消费在GDP中占比(单位：%)

相对于提高消费在GDP中所占比重并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调整消费结构则更加重要。要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谋求长远发展，须实现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结构的转变。世界银行1999年和2000年的世界发展指标报告显示，32个中下等收入国家的消费支出项中，食品、服装和鞋类、卫生和保健、教育、交通和通信、其他项目的消费分别占到31.72%、6.84%、6.88%、12.09%、7.94%、23.66%。总体上用于科教文卫等具有“发展”功能的消费较低。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过程中，居民用于吃、穿的花费在收入中的占比应不断下降，而用于科教文卫等方面的消费支出则应大幅提高。这些消费是有利于提升人民素质，形成促进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发展型消费。日、韩在中等收入阶段都曾表现出这样的规律。反观我国，当前对于科教文卫的消费不足，而某些奢侈性消费却愈演愈烈，这样的消费结构如果不改变，将对国家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