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集萃
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 今日建行 >> 媒体集萃

《哈佛商业评论》:王洪章:建行转型哲学

发布时间:2017-05-11

2017年4月25日,中国建设银行(以下简称建行)董事长王洪章出现在哈佛上海中心的讲台上。这次他应哈佛大学教授克里希那·帕勒普的邀请,以案例主角的身份与哈佛中心的学员们交流建行转型的经验。

就在此前,建行公布了其2016年年报。该年报显示:2016年,在拨备覆盖率保持稳定、不良贷款额和不良贷款率“双降”的基础上,建行全行实现净利润2323.89亿元,增长1.53%;集团总资产达到20.96万亿元,增长14.25%;平均资产回报率和平均股东权益回报率分别为1.18%和15.44%,各项业务稳中向好。

建行的这些成绩是在外部环境发生激烈变化的情况下取得的。近年来,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和客户选择多样化,技术创新和互联网+ 使客户消费习性发生改变。为应对变化,建设银行提出主动转型,围绕向综合性银行、多功能服务、集约化发展、创新银行和智慧银行转型发展战略,以更高标准打造集约化运营体系,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详细内容可参见《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5年11月刊《建行再转型:顶层设计+ 技术主导》一文)。

自己的美食可能是他人的毒药

授课时,建行正值转型步入中盘,因此,王洪章首先介绍了建行转型的独特性。

在他看来,中国商业银行的改革与西方银行有着很大的区别。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很多大型银行都进行了转型。很多专家对此作了对比研究,发现了中外商业银行转型有诸多类似之处,像强化全面风险管控、推动经营管理集约、严格资本管理等。但是,面对具体问题的差异决定了各自转型的方向和路径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地类比,更不能机械地生搬硬套。

比如,西方发达经济体存在“过度金融化”问题,而中国面临的主要是金融失衡的结构性问题,突出表现为存在“脱实向虚”现象、部分领域的金融供给还远远不足等,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因此,西方不少大型银行通过转型大幅“瘦身”(包括出售部分非主营的业务条线和机构)、回归主业,而中国大型银行则围绕主业开展综合性经营、拓展多功能平台。

转型中的“大智慧”

从目前财务数据来看,建行的转型已经取得了显著效果:以综合化战略为例,战略协同效应显著。2016年,建行母子公司业务联动总量超过1.5万亿元,同比增长 52%。

对于建行目前转型的理念与实践,王洪章进行了深刻反思,他认为,建行成功得益于管理上的5大哲学:

  • 上下同欲。转型先转观念,凝聚共识对于一家大型银行成功转型至关重要。建行转型规划的起草经过反复研讨酝酿,先后修改了100多稿,广泛汇聚了全行的智慧。各业务条线制定转型具体实施方案中,将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紧密结合,很多思路、做法乃至具体举措都来源于基层实践。因此,全行上下在转型中做到了认识一致、方向一致,形成了最大公约数、凝聚了最大的合力,使得转型千头万绪的工作得以协同有序顺利推进。
  • 上兵伐谋。这次转型着眼于长远和大局,不争一城一地的得失。比如,建行率先要求各分行季末年末不冲时点,转向实施“大资产大负债”策略,跳出存款抓客户、抓账户、抓全量资金经营,跳出贷款抓优质资产、抓综合性投融资服务。虽然短期内可能丢掉一些市场份额,但是从长远发展和全局看, 赢得了转型主动、抢到了战略先机。实际上,多下功夫把转型的基础打好了,业务经营指标只要稍一发力就上去了,完全不需要担心。
  • 守正出新。商业银行无论如何转型创新,都不能背离金融的内在规律,也不能改变金融作为服务业的本质属性。坚持植根于实体经济,坚持按银行的规律办银行、一心一意办银行,才能确保转型发展不偏离正确方向,才能做到行稳致远。这也正是建行文化一直倡导的“善建者行,成其久远”的理念。同时,身处大变革时代,银行必须勇于和敏于求变、敢于和善于创新,把创新作为破解难题的关键一招。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作为建行的重要文化基因,在60多年发展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次转型中也得到了进一步彰显。
  • 以人为本。建行把员工视为最宝贵的财富,着力将人本理念融入经营管理各项工作中。战略转型中突出了人的因素,把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型摆在重要位置,着力优化人力资源结构,改革人才选拔聘任机制,启动“213人才工程”“国际化人才千人计划”,完善人力资源考核激励机制。特别是将薪酬、培训等资源向一线员工倾斜,后台集约化、智能设备释放出来的柜面人员经过专业培训后走上了新的岗位。以人为本的文化使得全行在转型变革中,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 和合共生。金融的本质是融通,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银行与客户、合作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不应该是“零和博弈”、粗暴瓜分利润的关系,而应该回归到共生共荣、协同发展的状态。这种“ 伙伴式关系”是构建和谐金融生态、实现经济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基点。金融转型和创新如果偏离了这个基点,最终必然是误入歧途。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有识之士在反思金融危机的教训、探索金融转型该何去何从时,是否也可以从中国“和合共生”的传统智慧中得到有益启示。